陈可辛《投名状》：徐静蕾就是个工具

真奇观：战争、男人、女人，一个中国文人眼里的“兄弟”故事

“我常觉得知识分子永远无法和非知识分子的人交朋友，你的所有原则都无法跟他们一样，什么朋友、情义，最后都是假的。”陈可辛从中国知识分子角度重构了张彻的老版《刺马》和民间故事，在他赋予的浓重历史格局下，“兄弟”的书写至少有三步：时代、人性、女人。

时代：为了生存什么都能做的时代，没有善恶

在宗教信仰普遍的西方人眼里，上帝拯救一切，一个绝对善的存在，让人们行为的判断变得清晰简单，善与恶，对与错，正面与反面，主角与配角。《角斗士》里罗素·克劳逃离的动力是尊严，《勇敢的心》中梅尔·吉布森就义前高呼“自由”，《斯巴达300勇士》里肌肉发达如蚱蜢的兄弟们为了家国殒身不恤。迷途的人儿总会被唤醒，知错不改的就可以被消灭，人对自己命运的选择多半被打上了价值判断的符号。

但选择真的要有善恶？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大屠杀？还会有在阳光旗号下的各种阴暗的事？倒退很多年，陈可辛并不会这么考虑：“我的电影一向是比较乐观、温暖的，feel good，看完之后觉得还是好人好事多。”随着年龄的增大，遇到的坏人越来越多，他逐渐愤怒了：“自己都奇怪为什么我越来越喜欢黑暗、狠的事儿，譬如《投名状》，三个主角是好人，可是他们做的又是丧尽天良的坏事。”他干脆赋予“投名状”这个电影的核心以一种复杂的概念：一方面象征兄弟结义，另一方面却是以无辜人的生命来完成这个结义。

人性：天下所有的人不能杀，除了兄弟

让男人结成兄弟的原因，很少有人能说清楚，能说出来的只有一种——“球迷”。除了饶舌，西方人很少把“兄弟”挂在嘴边，人家那儿的黑社会主打的是家庭牌，像《教父》里马龙·白兰度似的信奉“不顾家的男人永远无法成为真正的男人。”东方社会里义结金兰、结拜为兄弟的概念才十分普遍，从水泊梁山的好汉，到吴宇森镜头下浪漫到极点的兄弟情，酒酣耳热的时候，一句“朋友之间无所谓谁欠谁，不然要朋友来干什么？”常会让两个胡子男人热泪盈眶。

这就是兄弟的真相么？陈可辛同学率先提出疑问，“那种晚上在酒吧喝了酒抱着我说我是他的好兄弟，其实我们都没那么熟！这种人的心态是什么呢？他不是在骗人，他是在骗自己。他希望自己有这样的情操，其实他没有。”譬如“投名状”这个用无辜人的生命缔造的盟约，核心内容是“天下的人皆可杀，只有自己兄弟才是人。”可随着进攻舒城时小兵强奸民女，李连杰举起了对自己人的刀，从这一刻开始“投名状”就变质了，变成了某个理由“天下人都不能杀，只有自己人才杀”。陈可辛借此指出“投名状”的虚伪：“李连杰是在骗他们，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这种完全的兄弟情的诚意，我常觉得知识分子永远无法和非知识分子的人交朋友，你的所有原则都无法跟他们一样。”

女人：自由恋爱的男女只能偷偷摸摸，这就是中国

曾有网友总结《珍珠港》——“纪念你朋友的最好方式，就是娶了他的女人。”这种态度，是“兄弟如手足、妻子如衣服”的中国男人完全无法理解的事，《刺马》里兄弟翻脸完全是因为红杏出墙，随着时代的进步，《投名状》中已将李连杰和刘德华的矛盾加强了许多，女人并不是矛盾的起源，甚至刘德华到死都不知道徐静蕾背叛他，这种处理无疑是更现代的，更能让观众有代入感的。

于是电影里，徐静蕾通片都穿着黑色、灰色的衣服，力求降低她的“艳丽”，因为一艳就成了潘金莲。与潘金莲那种性为起源的婚外情不同，陈可辛的眼中这种徐静蕾和李连杰婚外情不是直白的性，而是一种知己感情、一种惺惺相惜：“我把徐静蕾写成扬州瘦马，她从小受训练，长大做小妾，快要卖出来时被村里穷的小朋友救出来，可是她训练这几年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，“救”到一个完全不适应土匪生活；所以她遇到李连杰后，对知识分子这个可能她本来要去的世界重新有了向往，她和李连杰其实都有压抑，这和现代爱情没什么分别。”

西方世界里女人的想爱就爱，来去自由，在这个中国的故事里变成自由恋爱的男女只能偷偷摸摸，而女方最终变成“乱兄弟”的外人被诛杀，这种男女关系的处理是中国文化的最直接体现之处。

有观众认为徐静蕾这个角色似乎有些单薄，这没错，徐静蕾的角色本来就是个工具，我已经把这个工具弄得很立体了。我为她加了“扬州瘦马”，加了背景，加了现代女性的观点，但她的功能就是工具，她挑起三个男人的斗争。这个戏是男人的戏，不是这个女人的戏，只要我把她弄得很立体，我已经成功了。我不能把她变成一个完全的女主角。有人也许会说，你对女性角色不尊重，但是我觉得我只是在表达那个年代。